編者按：“《永樂大典》22877卷、《目錄》60卷，自清朝初年至清朝末年，陸續散佚，最后于光緒二十六年庚子（1900）毀于八國聯軍入侵北京之役，這個通行的說法延用至今，幾乎家喻戶曉。”近日，文獻學者杜澤遜根據研究，提出一家之言：“《四庫》底本、《永樂大典》的確毀于1900年庚子事變，地點也的確在翰林院，但翰林院被焚卻與八國聯軍沒有直接關系。”中華讀書報首刊此文，以饗讀者。
自從修《四庫全書》，從《永樂大典》中輯出512種書，這些書均見于《四庫全書總目》，而《四庫總目》是流傳極廣的治學入門之書，這才使《永樂大典》的影響達到普及的程度。《四庫全書》和《永樂大典》有著極為特殊的關系。兩部書均保存于翰林院中，其命運當然緊緊捆在一起。
放火者的目的是顯而易見的，即對使館區的安全后方英國使館施火攻之術。放火者不可能是包圍圈里的使館人員。
從翰林院被縱火焚燒的6月23日，至八國聯軍攻入北京的8月14日，相距54天之久，而且當聯軍先頭部隊來到使館區解救被圍人員時，清兵與義和團已提前撤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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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 現存國家圖書館的《四庫全書》 | 1900年8月4日，八國聯軍的司令們離津前的最后一張合影 |
問題的提出
《永樂大典》22877卷、《目錄》60卷，自清朝初年至清朝末年，陸續散佚，最后于光緒二十六年庚子（1900）毀于八國聯軍入侵北京之役，這個通行的說法延用至今，幾乎家喻戶曉。
清朝乾隆間大規模動用人力、財力纂修《四庫全書》79897卷（據文溯閣本），抄成七部，分藏皇宮文淵閣、圓明園文源閣、盛京（沈陽）文溯閣、承德避暑山莊文津閣、揚州大觀堂文匯閣、鎮江金山寺文宗閣、杭州西湖圣因寺文瀾閣。其中文源閣書毀于咸豐十年英法聯軍焚燒圓明園。文匯、文宗二閣書毀于太平天國之役。文瀾閣書亦遭太平軍破壞，后經丁申、丁丙兄弟等陸續補抄而獲全。文淵閣書被攜往臺灣，現存臺北故宮博物院。文溯閣書現存甘肅省，文津閣書現存北京圖書館。而賴以纂修《四庫全書》的“《四庫》底本”，包括“存目”書6793種以及重本、禁毀書，合計一萬數千種，其保存情況、被毀情況，向來有兩種說法：一是全都毀于1900年八國聯軍侵犯北京之役，此說最通行，在學者中，尤其古籍研究界，大都知曉。二是《四庫全書》底本毀于八國聯軍，而“存目”書、重本等毀于同治八年武英殿大火。兩種說法也都與八國聯軍直接相關。
至于與八國聯軍直接掛上關系的地點，則是與使館區比鄰的翰林院。
筆者認為《四庫》底本、《永樂大典》的確毀于1900年庚子事變，地點也的確在翰林院，但翰林院被焚卻與八國聯軍沒有直接關系。
《四庫全書》與《永樂大典》的因緣
“盛世修書”好像是一種傳統，北宋太宗時期修成的《太平御覽》、《太平廣記》、《冊府元龜》、《文苑英華》四大書，明代永樂時修的《永樂大典》，清代乾隆時修的《四庫全書》，儼然成為一個時代“文治”之象征。
不過乾隆修《四庫全書》卻直接導源于《永樂大典》。乾隆三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安徽學政大興人朱筠上奏，建議訪求遺書。當時建議的重要內容之一是從《永樂大典》中輯集佚書。盡管在這之前，乾隆帝也下詔購訪遺書，但總有些例行公事的意思，各地總督、巡撫也不大認真對待，應付一下而已。這次朱筠上奏，則直接導致開館校書的結果。乾隆三十七年十二月十一日乾隆帝即在朱筠奏折上批示：“原議大臣議奏。”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初六日大學士劉統勛等將商議結果上奏，其中需要馬上辦理的實事是：清理《永樂大典》，并從中輯集佚書。由于翻檢工程浩大，當天乾隆帝即下詔：“著即派軍機大臣為總裁官，仍于翰林等官內選定員數，責令及時專司查校。”二月十一日又下詔添派王際華、裘曰修為總裁官，“會同遴簡分校各員，悉心酌定條例，將《永樂大典》分晰校核”。二月二十一日劉統勛上奏，要求把翰林院“迤西房屋一區”作辦事處，從翰林中“酌選三十員，專司查辦”。當天乾隆批示：“依議。將來辦理成編時，著名《四庫全書》。”從這些史實，我們完全可以看到，后來大規模纂修的《四庫全書》，最初是從輯集《永樂大典》中的佚書開始的。
四庫館目從《永樂大典》中輯出佚書385種，收入《四庫全書》，另有127種入《存目》，合計512種。其中的名著如《舊五代史》、《元和姓纂》、《直齋書錄解題》、《建炎以來系年要錄》、《宋景文集》等，早已是傳統學界的常用書了。還有些書用《永樂大典》本校勘，取得顯著成就，《水經注》即是典型例子。戴震在四庫館，發現《永樂大典》卷11127至卷11141“水”字頭下幾乎保存了一部完整的《水經注》，用來校通行的朱謀本，“凡補其闕漏者二千一百二十八字，刪其妄增者一千四百四十八字，正其月乙改者三千七百一十五字”，同時，經文、注文各本多混，戴氏據《大典》本理出頭緒。酈道元《水經注序》一篇，各本均佚，也賴《大典》保存。經過這樣的校勘之后，戴氏認為《水經注》“神明煥然，頓復舊觀”。
由于《永樂大典》中的許多書已輯出來單獨收入《四庫全書》或入《四庫存目》，所以《永樂大典》本身就不宜再整部收入《四庫全書》，而僅僅入于《存目》。不過，《提要》稱“菁華已采，糟粕可捐”，則是欺世之語。嘉慶中修《全唐文》，仍然從中輯得大量唐文，參加《全唐文》纂修的學者徐松，借便輯出大部頭的《宋會要》500卷、《宋中興禮書》300卷《中興禮書續編》80卷等，為搜輯歷史文獻作出了杰出貢獻。直到今天，《大典》殘卷中的佚書仍有不少有待輯集，真可謂“殘膏剩馥，沾溉無窮”。
《永樂大典》在《四庫全書》完成后一直存放翰林院中，嘉慶以后時時被翰林攜出院外，光緒元年查點，已不足5000冊，光緒二十年翁同入院查點，僅存800冊了。
《四庫》底本的數量及保存
《四庫全書》的纂修是從《永樂大典》著手的，但其主體部分則來自全國各地獻來的圖書。當時乾隆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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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庚子使館被圍記》 【英】普南特·威爾著 冷汰、陳詒先譯 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年1月 |
各地獻書集中于翰林院四庫館，先由四庫館臣分頭審閱，寫出內容提要，分出“著錄”與“存目”兩大塊。“著錄”即抄入《四庫全書》，“存目”即僅存目錄，不收其書。由于翰林院容不下這么大攤子，所以把抄錄、裝訂這些事放在武英殿辦理。至于特別罕見的重要書籍，又挑出138種用木活字排印為《武英殿聚珍版書》（內有4種刻板）。所以在辦理《四庫全書》時，凡是要抄錄的“著錄”書，均送武英殿，其余大宗的“存目”書、重本、禁書則仍存翰林院。
在《四庫全書》辦理過程中，乾隆帝曾于乾隆四十二年四月十二日、乾隆四十五年四月十三日兩次下旨，要求把已辦完的部分書和四庫存目書發還各省藏書之家。但由于當時謄錄、校勘工程極大，加之書籍清理困難，大臣缺乏責任心等原因，除發還兩淮300種外，其余發還工作沒有實施。
在《四庫全書》謄抄完成后，“著錄”各書原本（即《四庫全書》底本）被收拾整齊，存放在翰林院，等于一部《四庫全書》，供士子查閱。其余“存目”書、重本等9000余種曾于乾隆五十一年十月二十六日由永王容報請乾隆批準，“交與武英殿另行貯藏”。但不知何故，乾隆以后的許多記載，證明“存目”之書及重本9000余種仍存翰林院。是當初交武英殿后又移回翰林院，還是根本沒按計劃交武英殿，不得而知。例如嘉慶二十年福申從翰林院借抄“存目”書《掌錄》等多種，他在跋中明確說：“《四庫書》藍本，貯署之東西庫。其未入《四庫》而僅存目者，分藏講讀、編檢二廳。”同治十年孫詒讓從翰林院借抄“存目”書《黃文簡公介庵集》，載于《溫州經籍志》卷二十五。光緒十年王懿榮從翰林院借抄“存目”書《止止堂集》（戚繼光著）等等，都說明同治八年武英殿失火，殿內并無《四庫》采進圖書，所有《四庫》采進書都在翰林院。
不過，正如《永樂大典》在翰林院有所丟失一樣，《四庫》采進本也有丟失現象。光緒初，楊晨從翰林院瀛洲亭得到天一閣進呈的抄本《葉海峰文》，光緒十七年返回家鄉浙江黃巖時，就把該書帶回家了。光緒二十七年葉海峰（良佩）的后人從楊晨那里借抄一部，刻印出來，楊晨在序言中記述了這件事，毫不隱諱，可見當時翰林院管理很不嚴格。
《四庫》底本和《永樂大典》同時被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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